女生靠打零工8年去了50多个国家！徐雯开始重新“做人”了。每天早上10点多，她会到出版社的工作室，开始一天的签书“工作”，晚上八九点再回去。她刚出版新书《一个人的地球派对》，几天之内，要签完两千多本书。
这是她十多年来再次体会到坐班的感觉。她发现，人上班是不出汗的，穿一身运动装过去，晚上回去连一点汗渍都没有。前几周，她在越南和柬埔寨，每天只要出去一趟，浑身都要出很多汗，加上运动，一天得换三身衣服。“做人”的感觉新鲜，但好在只是一种体验，并不长久。
和徐雯的见面，在工作室里进行，后转场到咖啡馆。徐雯上身一件白色吊带背心，双臂的肌肉线条隐约可见，那是打泰拳、网球以及长期的健身习惯留下的痕迹；下身是卡其色长裤，脚上一双运动鞋。徐雯原本想穿拖鞋，觉得不好意思，去到工作室才发现，只有她是运动鞋，反倒显得过于“隆重”。长期的旅行使她的皮肤被晒成小麦色，整个人看起来健康强壮。刚坐下来，她嫌咖啡馆内要降低音量说话，提出挪至店外。在旅行中自由惯了，不想聊个天还要克制声音。
厄瓜多尔，加拉帕戈斯群岛和徐雯抢座椅的海狮。本文配图均为受访者供图
八年前，27岁的徐雯辞去记者工作，之后一直在旅行中过日子，四海为家。她没有房子、没有公积金、没有社保，全部家当只有两个大背包。她也没有多少钱，住过两百多家青旅和廉价旅馆，在消费低的国家，每天的住宿预算只有50元，以至于发财后的最大愿望，是住200元的酒店。
她没有非去不可的地方，不“刷”国家，但这么多年来，也在50多个国家或长或短地生活过。在塞尔维亚的塔拉森林，她度过了半个夏天，不时出去徒步；秋天又到英国一家寺庙做义工，推着独轮车将木屑运至花园；在泰国清迈，她学泰拳，差点要去参加泰拳比赛；在厄瓜多尔的一个群岛上，她看海狮、海狗，也看寿命是人类两倍的象龟；她也曾在亚马孙河的慢船上睡了三天吊床……
快乐来自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小事。在突尼斯老城区一家民宿暂住时，徐雯一搬进来，就发现门后贴着一张黄色信纸，左边是类似小楷的竖版中文，右边是法文，写着“也爱迢迢夏日长”。原来是在巴黎机场偶遇的一位学古汉语的法国人赠送给民宿女主人的。女主人看不懂，把它当画贴起来。徐雯感到奇妙，诗歌一千年后还在生长，南宋也可以与突尼斯接壤。
游离于某种社会体系之外，徐雯没有什么必须要干的事，也没有什么必须要维护的人际关系，毕竟，旅途中的人都是萍水相逢，就像一个江湖，短暂的交集过后，大家继续走自己的路。她每天考虑最多的是吃和睡，就像一只动物，生活回归到最简单的层面。在厄瓜多尔看到象龟时，徐雯曾为它的寿命惊叹，随后升起一种谦卑之感，更在思考：为什么动物变成人叫进化，人变成动物就叫退化呢？如果有一天，一个人变成一只野生动物，会不会也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解放？
徐雯的经历并非人人可模仿，但在当下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里，它仍提供了一种样本，在世上，还有这样一种活法：人不一定非要有必须围绕的主题、必须完成的目标，即使一直“悬着”，也可以活得很好。
那是2014年，刚毕业的徐雯去到一家新媒体公司上班，工作日常是大多数人都能想象的。早上十点上班，最迟八点四十五就要起床，洗漱、化妆、通勤，每一项都需要消耗精力。徐雯的工作内容一开始是写文案，把一些精致但不伦不类的词语组合在一起，让它看起来“高级”，后来做App创意，根据市场需求提出做App的方向。
即使工作能提前干完，也必须待满八个小时。办公室里永远26℃的室温让人无法感受到外面的环境，晴雨与她无关，她被隔绝在玻璃窗内，“像实验室里的无菌培养皿，培养的只是器官”。熬到下午六点下班，得买菜做饭，是最简单的那一类，蔬菜汤、煮面条等。吃完跑个步，一天就差不多过去了。隔天又要上班，如此循环往复。
徐雯只能感受到无趣。她似乎看到自己三五年后的生活状态：升级为更资深的打工人、拿多少工资、有多少天年假，像一些领导一样，努力变成一个中产，过着中产模子里的生活。“是一个缓慢有秩序的过程，我会觉得这种生活对我来说是很无望的。”徐雯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半年后，她辞职了，之后成为一名记者，采访了许多大人物、小人物。2017年某一次，杂志社让她写一个人们逃离北上广去云南追寻理想生活的稿子。她去云南出差，深夜被写稿折磨时，就反复在想：自己真的关心那群来到大理的人的到达和离开吗？她感觉是写稿让她不得不从很多人身上梳理出所谓的“人生脉络”，自己并不真正关心，中产、流动等词汇也让她讨厌。
她越来越发现，自己没有那么多要去工作的冲动，也越来越不记得采访过的名人们讲过的“大道理”。“觉得谈论那些东西很没劲，经常在一些很虚无的问题上搅来搅去。”徐雯说，“它是无数相似的别人的故事经过了你，但是你也只是这个容器，是一个故事交易的场所，这个故事在你的身体里面，通过某一种转换器变成印在纸上的文字，但是你并没有切实地在生活。”
早在新媒体公司上班的第四个月，徐雯有条件就会坐廉价航空往返香港与东南亚，周五提着行李箱上班，周一再坐早班机回去。短短两天，干不了什么事情，但只要坐上机场大巴，徐雯就已经感到开心。这种习惯自然延续到她的这份工作上。节假日或者杂志休刊期间，徐雯总会坐上飞机去往各地。
在葡萄牙里斯本附近的一个地方，她在小镇上买油桃，提着它回去的路上，感到无比充盈；在马德拉群岛的一个渔村，她坐在山坡的岩石上，看了两个小时渔民在小船上撒渔网；在格鲁吉亚的乌树故里，她进了山，沿着土路爬过一个个小坡，跳过一条条小溪，就这样走了几个小时。她感受到，那些带给她快乐的瞬间，并不是因为完成某一件事、取得某一项重大成就，而是一些非常具体的、很生活细节的东西。
徐雯在路上吃的一顿认真的早餐。
杨静茹是徐雯记者时期的同事，也是生活中的好友。在第一次与徐雯见面前，她读过徐雯写的稿子，第一印象是她业务能力强。那时候，徐雯喜欢韩国某明星，在家里组织其电影观影会，邀请杨静茹和其他朋友去她家里，一来二去，二人慢慢熟识。
在杨静茹的记忆里，很多时候，她就在徐雯家中坐着，看着她把投影仪打开。徐雯一边放着电影，一边收拾出外的行李，嘴上还在跟她聊着天，很放松。杨静茹感受到，外面的世界对徐雯的吸引力很大。“她能量挺足的，不想做的事情怎么让她做都没用，她想做的，自己就会做。”杨静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18年春节过后，徐雯辞职，打算在路上生活，不再回来。她没考虑过gap,“如果设定gap的时长，那就会对这一段时间有很大的欲求，好像还是要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去干吗，那这段时间有可能也会变形。”徐雯说。
对她来说，直接在旅途中过日子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甚至算不上是“决定”。徐雯提辞职的时候杨静茹就在她身边。某个即将开选题会的中午，她们吃完饭，徐雯突然说，要不我辞职吧，说完就去阳台给领导打电话，打完电话回来，杨静茹和另一个同事还呆愣着。
“决定好像特别深思熟虑，有一个权衡利弊的过程，”徐雯说，但她并没有这样一个阶段，“人一旦权衡利弊，很可能就不会去做这件事了。”在她看来，人总把自己要付出的成本想得太高，实际上并非如此。她想过最坏的结果——回北京继续之前的工作，能接受，那就走吧。
徐雯的第一站选在了布拉格，又从布拉格坐大巴一路玩到巴尔干半岛。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仅仅是机票便宜，且她没去过。在塞尔维亚，她在地图上发现了塔拉森林的一家青年旅舍，一天只要九十元，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其间她收到一笔稿费，三千元，算了算当月的支出，她知道，自己确实可以靠这种方式在路上过日子。
徐雯的全部家当只有两个背包，一个二三十升，背在前头，放电脑、充电器、水杯、钱包等，另一个六十五升，放置衣服、鞋子、吹风机、晾衣架等。有些物品是一直备着的，安心裤、布洛芬，还有榨菜、火锅底料，没了就去亚洲超市补货；有些是后来添置的，例如充气腰托，坐长途飞机或者过夜大巴可以用。使用频次低的物品会被舍弃，比如漱口杯，徐雯常直接用手捧着水洗漱，习惯了，这一次回老家才发现，家中也没有漱口杯。
穿得也简便。四五件T恤，其中有两三件是速干的；一件卫衣；一件轻薄羽绒服；一件冲锋衣；裤子是速干的，还会带上一条瑜伽裤，可以运动或当秋裤穿；运动内衣必不可少，会准备两件。这些衣服任意组合，能应对大部分天气。
徐雯不常买衣服，最旧的是一件T恤，穿了11年。有些衣服是朋友送的。本来她有两个还在上班的朋友，上个月一个被裁，剩一个还在大厂上班，对方压力大，经常网购，多了的衣服会给徐雯穿。“我和她妈是最不希望她辞职的两个人。”徐雯开玩笑。这两年，她只买了几件衣服，一件是在伦敦买的卫衣，10英镑；两件在美国大超市买的T恤，均价三四美元。她很满足，衣服穿久了，更亲肤。
图书编辑赵慧莹发现，书中徐雯记录的地方大多时值夏天，问她为什么？徐雯告诉她，冬天的羽绒服很贵，没有太多抵御寒冷的衣物。“她在换不同的地方过夏天。”赵慧莹说，以至于“夏天便宜”曾成为这本书的备选书名。
徐雯的移动小家（左图为2020年之前的装备，右图为2020年之后的升级版）。
